据《南方周末》报道，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后，上海袭警案杀人者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请警察记住，请官员记住：“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记得当年由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上映后，“给个说法”就成了整个社会的流行语，其流行的程度，比打酱油、做俯卧撑之类要深入人心得多，受众也要广泛得多。《秋菊打官司》是一个喜剧，借一个农妇之口向官方提出了“给个说法”的要求。这表明老百姓并不仅仅满足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事情，老百姓也很在意要有个“说法”的。《秋菊打官司》是以轻喜剧的形式给官员们上了一课。大家都在笑声中有所领悟。即使有人不以为然，也无伤大雅。他最多悄悄冷笑一声，骂一句巩俐的扮相“俗气不堪”也就过去了。但杨佳袭警案就不同了，这绝对不是喜剧，是悲剧，是惨剧，不管是民间还是警方还是官方，都笑不起来了。

我想，就因为《秋菊打官司》是个轻喜剧，所以百姓关于“给个说法”的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杨佳案就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了。6个无辜警员的生命，5位警察的身体，都“做了牺牲”。杨佳本人，不管是随6名警察的冤魂而去还在是铁窗里黯然度过余生，也同样属于“牺牲”。他们是为百姓要的那个“说法”而牺牲的。为百姓想要的“说法”而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太大了，也太沉重了。百姓本可以不付这个代价的。假如《秋菊打官司》已经起到应有作用，何须再有杨佳案？可是杨佳案毕竟发生了。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或许，如果没有杨佳，百姓要的“说法”还是遥不可及。再上演几个、几十个《秋菊打官司》、《春兰打官司》也是没有用的。杨佳一袭警，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但愿6名警察的血不会白流，5名警察的身体不会白受伤，杨佳不会白坐班房受法律严惩。百姓一定要个“说法”。这是敷衍不过去也糊弄不过去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难道仅仅是杨佳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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