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先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就出租车停运向市民道歉”，然后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到今天为止，据报道已经有80％的出租车司机恢复了运营。事件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据报道，市政府于当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三项措施解决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停运问题:一是市级相关部门通过积极争取，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缓解“加气难”问题；二是政府将对出租汽车“份儿钱”实行价格管理，凡出租汽车更换车型增加的费用从11月起停止收取；三是公安机关和交通执法部门，继续采取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和非法营运，保护合法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权益。

这件事的原因很清楚，应对措施也很明确，都是一目了然的事。读者可能要问：这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可言？的确，事情本身不存在什么“深层次原因”，但对事件的认识和处理方法，却存在“深层次原因”。本文着重讨论对事件的认识和处理方面的问题。

《新京报》报道：记者调查发现，重庆市出租车车主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加气难、运价低、罚款多等问题，但其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越积越多。

这是本文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从出租车车主向“主管部门”反映之初，他们就“高度重视”，何至于酿成这场事端？这种现象公众看得多了，很多事本来是可以早点解决的，偏要一拖再拖，终于激成了“事件”，有关的部门才来“高度重视”。即使他们道歉，即使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即使他们的措施非常有力，也弥补不了停运给市民造成的损失和不便。这被民间称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这种“深层次原因”，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比较一下银川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事件与重庆出租车司机停运的不同。银川的事件，是抓了人的，但重庆的事至今为止没有关于抓人的报道。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视角：①各级政府处理此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对于和谐社会的认识有了深入发展。②停运，也许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但并不违法的维权手段？闹事是不行的，闹事必受严惩，而停运，则是足以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有效手段？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能不能给“停运”一个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在重庆出租车事件中，官员方和媒体的说法是“停运”，但当地老百姓则直接了当地说成是“罢工”。几天来，重庆市民都在热议“出租车罢工”。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也是我们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早有学者提出：我国《宪法》对“罢工自由”的规定始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予以保留，1982年宪法取消了这一内容。当时取消罢工的主要理由是：“罢工是旧社会工人用来对付资本家，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一种手段。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关系，工人罢工只能使资本家的利益受到损失，同时也可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同了，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罢工只能使国家和工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使国民经济受到损害，而且罢工常常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给人民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这对我国的安定团结，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很不利的”

这种观点在刚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或许还能被人们所接受，但今天这种解释显然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了。劳资纠纷在任何有劳资关系的社会中都存在，罢工是解决劳资关系的一种激烈手段，但并不一定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罢工也并不一定就反映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的个体、私营、三资等企业中工人并不是企业的主人，工人罢工是工人的一种权利，也是工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渠道，它不但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团结”，相反还能及时暴露问题，促使大家正视矛盾，从而尽早解决纠纷。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renquan/txt/2006-12/13/content_7500241.htm）

以上所说，应该算是“深层次原因”吧。如果加以重视，以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妥善解决，肯定会比就事论事要有益得多。百姓得到的实惠也要多得多。现在我们经常说“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是能不能也解放一下思想？

新闻链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11/1104_17_861735.s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11/1104_17_860617.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8-11/04/content_10304735.htm